转引自于磊. 罪刑法定的历史解读——以法国为主要视角兼对中国进行反思[D].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6. [[45]] 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6] 陶希晋. 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J]. 法学研究，1979（5）。

如果这里的规范性文件是狭义的，即将法律、法规列入被动审查范围，将规范性文件列入主动审查范围，逻辑上实现了从法律、法规到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效力位阶法律规范形式的备案审查衔接和全覆盖，但是却并不科学、周延，而且这样的区分也没有理论上的支撑。[25] 这些官方文件包括多种形式。

刘小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实践中，除了列入现行有效法律目录（292件）被视为法律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外，还存在大量的其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被官方文件认为是与制定和修改法律并列的一种立法工作和立法形式，[2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认为，系统是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组织整体）的元素的集合[3]，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统一性等特性。[29] 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然而与法律并列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毕竟不同于法律，其与法律的区别和联系，其性质地位、效力位阶、事权范围、制定程序、适用与备案审查规则等都应当加以研究和明确。三是《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规定，其基本法理和内在逻辑是具有立法权的机关将自己的某些立法权授予没有立法权限的机关行使。那么，难道他们不是为了能够看到沼泽或大海之处的土地而打来打去吗？‘先生，一个年迈苍苍的国王答道，‘我们打仗可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不是为了这些不起眼的小山。

第三部分重点阐述通过庆典、仪式的权力运行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政治。如果这种精神的权威不能保证有狼子野心之人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推翻。[②]此后国家的正当性不再基于神魅或传统，理性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成为国家的基石，我们被同质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球村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各国的政治构架相似性的加强，与之同时的趋势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去人格化。在古典政治中，国家是高于个人的大写的人，将国家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但基督教的二元论教义使得上帝与恺撒、精神与世俗、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有了区分，贬低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同时教会寻求针对世俗国家的统治和领导权，个人在服从世俗还是服从上帝之间备受煎熬。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福柯所描述的惩罚之变化，在以往仪式性的惩罚罪犯中，反而使得多角色的民众的反抗意识觉醒，使之成为了狂欢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到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该仪式对君权的恢复抵不上对君权的削弱，进而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逐渐减少，这显示的就是同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38] 转引自格尔兹，1999，第120页。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75] 福山借助黑格尔及科耶夫的理论，对历史的终结做了大胆预测，由此他看到了最后的人类，同前注③，福山书，第5页。[85]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激情会凸显？而且以比过去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这与社会的高度变化和发展有关，这种激变既有地方性的——美国的衰落、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国的社会问题、印度的贫富分化、中东的政局动荡、朝鲜的民主缺失等等。[34] 格尔兹，1999，第20页。

这一点在国王的火葬仪式中也有表现，宝塔本身是这场人工风暴的眼中之眼，此时它再次成为一个宇宙意象。但是，这种庆典是极度耗费的，也就是说，庆典在树立宗教上、精神上的权威的同时，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摘要】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在现代社会之前，激情曾经在政治的运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在经历了理性化带来的激情的隐退后，现代政治并未回应全部的需求，当今社会又经历了一场激情的回归运动。[65]我们需要关注这里面的死生的不同意义，在他们的观念里，这庆典背后的并不是功利主义的统治的考虑，而是很深的文化意义，不能用今天的理性来解释，殉葬的女人真的认为自己会获得灵魂上的永生，就如同那振翅高飞的鸽子。

[36] （二）高处不胜寒：神的烦恼 现代的社会中，保留君主的国家，一般君主只是保有荣典权，具体的国家事务他是不干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君主才显得崇高——因为他/她不会出错。[44] 贵族的名录被封闭了，他们有着族谱的证明，新富只能算作是二流家族，独占行为背后蕴藏着经济动机，除了对官职的独占外，很重要的是取得对通婚权的独占。

巴厘剧场国家的统治模式的真正瓦解反而是随着理性化的到来而造成的变化。[23]神性的国王崇拜，使得巴厘的权力斗争不是财富的斗争，而是一种竞赛式的夸示不断扩张的过程。

[53]但是，无论是新老契约论，还是法律经济学进路的分析，其基础都是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础的，如此构建起来的国家对激情、感情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所有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大抵采取一种贬抑的态度。[67] 作为西方社会基石的自由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前提，但是这种理性人的独立思考削弱了宗教和信仰，而社会的存续不是仅仅靠理性就足够的，这一点也被很多学者注意到。[16]总的来说，法理型国家之前，正当性的基础在于神魅或传统，之后降落到世俗之中。[⑩] 人类学的深/厚描（thick description）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兴起之前的权力运行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十九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试图对传统人类学认识论进行批判，展现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中的政治与国家理念。[59]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3页。这一点在大屠杀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83] 前注25，古朗士书，第160页。[58] 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322页。

[12]此处需要明晰庆典与激情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类心灵的要求无法再由宗教或传统提供，但是单个人根本无法提供比面包、牛奶更多的东西，所以只好求助于群体。[⑤] 实际上，相比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西方人有更多的时候可以非理性一把，做一些平时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如他们会有万圣节之类的在我们看来无法接受的节日，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故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聚的艺术产生，仿佛各种事情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理由。二、尼加拉：辉煌庆典构建的国家[⑨] 竹桥外端的横栏打开了，一块厚木板向外推出横在火焰之上，而随行者们马上将大量油倾倒在火苗上面，耀眼、贪婪的火舌立刻冲天窜起。

震撼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正如前面所说，传统的统治-服从关系也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中的头人会通过款待贫困者来维持其支配着的地位——并非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一种互惠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关系。[64]用这种思维来思考剧场国家的庆典，庆典只不过是权力的隐蔽的运作方式，而实际上，巴厘人不会这样想，他们可能并不会认为这些仪式背后有什么压制：国王只是想展示自己，并不是要控制。除了火葬之外，其他的宫廷仪式也通过露天表演的形式，再现巴厘政治的核心主题，中心乃是典范的，地位乃是权力的根基，国家技术乃是一种戏剧艺术。

激情、文化因素是很难被所有人同时、同等地理解的，能共享的、交流的必然是交叉的，是经过随着交流的进行一步步筛选的，这之后的学术语言肯定是无法表达所有被人类学发掘的因素。西方政治运行逻辑通过荷兰人渗透到剧场国家之中，巴厘国家是从底部自下而上架构起来的，其崩溃却是自上而下的。

[89] Fromm, Erich 2001,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211.转引自上注72，成伯清文，第224页。国家庆典会将君主转化为一个原本神圣的神圣之物的化身，他成为神性形体的一种活化物。

[12] 在解释法律时，格尔兹提倡从功能主义的解释转向法律的阐述观，重要的是意义，而非功能，[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6页。二战后，反思纳粹和军国主义、反思现代化的西方电影很多，中国抗战题材的电影更多侧重于民族主义，而西方则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和人性的脆弱。

（2）霍布斯式的：国家权力是威慑性的，庆典和仪式在于将这种威慑塞进人们的头脑之中。[21] 在统治权威依赖于传统的社会中，最能强化人民的认同的就是于激变社会中的统治者力挽狂澜的形象，巴厘国家中，这种震撼人的宣示主要是王室仪式，最重要的是火葬——前面引文中的殉葬只是其中一个步骤。[49]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功利主义的冰水算计取代了小市民心中偶尔出现的伤感，悬于神圣职业上的灵光被抹去了，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尤其是本书导论部分对民族有一个很人类学的定义——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第6页。

[79]人有时候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遵循规则，往往是基于情感。感谢石顺林博士对此的提示，他认为，一个社会中一定时期的信教者是固定的，家庭宗教的兴起是因为国家认可的教会无法提供人们传统感情寄托的需求。

[56] 参见[英]齐格曼·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39] （三）进化论视角下的政治发展 当社会停滞时，基于神或传统的支配者是可以很好地统治万民的，因为人们还会相信此种激情之上的国家宣示。

[86] 参见[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21] 格尔兹，1999，第139-144页。